“我没什么值得被采访的,只是跟着部队活下来的幸运者,真正作出贡献的是那些牺牲的战友,可惜他们都不在了……”96岁的抗战老兵谢振林摩挲着泛黄的老照片,仿佛想再看一看那个14岁就参加新四军太湖游击队的少年。
太湖的芦苇荡,是谢振林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地方。
4岁失去双亲的谢振林,8岁时被送进上海市私立贫儿教养院。1941年,由于进驻上海租界的日军频繁骚扰,教养院被迫迁往苏州光福镇太湖中的小岛白浮山。
“那时我们半耕半读,新四军的民运工作者常来宣传抗日。他们告诉我们,鬼子占了我们的地,抢了我们的粮,不打出去就没有活路。”在这片新四军活跃的区域,12岁的谢振林第一次接触到革命思想。
当地老乡的民谣更让他热血沸腾:“吃菜要吃白菜心,当兵要当新四军。”谢振林听着,心里像揣了团火。他见过鬼子用刺刀挑翻小贩的担子,见过逃难的老乡抱着饿死的孩子哭泣,“以前觉得自己小,啥也做不了,现在知道,当兵能报仇,能让更多人不遭罪。”
1943年11月的一个夜晚,谢振林和6个相熟的同学趁夜溜出宿舍。“我们早跟新四军的同志约好了,在附近村子的交通站会合。”月光下,7个少年背着小包袱,踩着田埂往前走,没人说话,却都攥紧了拳头。
谢振林因年纪小又识字,被留在太湖总队司令部任勤务员。“薛永辉司令拍着我的肩膀说:‘小鬼,好好干’。”当时战士们大多没文化,谢振林常教大家认字。“薛司令没架子,晚上就和我们一起挤在老乡家,身上长了虱子就一起掐。”
宿营时,稻草铺地就是床,两斤重的薄被是唯一的御寒物。“冬天盖着跟没盖一样,下雨后田埂冻得硬如水泥,走久了脚热了才慢慢暖和。”
在太湖打游击,讲究“打了就跑,跑了再打”。在司令部的日子,谢振林跟着部队在太湖地区辗转,“白天藏在庙里、老乡家,晚上才出动,有时候是伏击抢粮的鬼子,有时候是端掉伪军的岗楼。”
虽然主要是做文书工作,但谢振林也跟着战士一起训练,“三角瞄准、刺杀都要练,有一次差点和鬼子拼刺刀。”
在太湖地区,中共苏西县委书记薛永辉率领的新四军太湖游击队灵活运用阻击战、伏击战、迂回战等战术,粉碎了日伪军的频繁“清乡”和“扫荡”,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。1944年9月,日军纠集苏州、无锡的日伪军包围冲山,企图剿灭太湖抗日力量,扬言要活捉薛永辉。
当时,太湖游击队正在冲山训练抗日骨干,由于叛徒告密,日军掌握了部队行踪。刚好被派往一湖之隔的白浮山印刷培训材料的谢振林,站在山上眼睁睁看着日军包围了冲山岛。
来不及乘船撤退的战友们纷纷跳入芦苇荡。“芦苇长得比人高,是天然的掩体。”日军的汽艇在湖面巡逻,机枪、炮弹往芦苇荡里疯狂扫射,子弹打在水面上,溅起一片白花花的水花。燃烧弹像火球一样落下来,但青青的苇叶下就是深深的湖水,根本就燃烧不起来。
“鬼子气疯了,又想出坏招儿。”谢振林说,日军划来两条木船,船中间绑着根长竹竿,“两船同时向前开,高高的芦苇就被贴着水面的竹竿压倒,想把我们的战士逼出来。”
谢振林后来听突围的战友说,战士们在芦苇荡里备了苇管,把两端削尖,含在嘴里能喘气。鬼子的船开过来时,大家就往水里一沉,只留苇管露在水面,竹竿压过,芦苇慢慢竖起来,就像没人一样。
谢振林在白浮山急得团团转,全力协助传递消息寻求救援。
冲山的战友们在芦苇荡里被困了20天。“白天躲在水里,晚上摸上岸摘稻穗、采橘子充饥。”鬼子逼老乡喊话:“薛司令,鬼子走了,上来吧!”但老乡的声音直发颤,一听就知道是敌人的圈套。直到20天后,日军以为清剿完毕撤退后,老乡才真正喊战士们上岸。
“出来时,大家的衣服破烂不堪,人瘦得只剩骨头,身上泡得浮肿,那一次,我们牺牲了三十多位战友。”冲山之围的胜利鼓舞了太湖地区的抗日士气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报名参军,抗日烽火越烧越旺。
在苏州吴中区光福镇冲山村的新四军太湖游击队纪念馆里,陈列着谢振林写下的字迹:“缅怀抗日英烈,继承革命传统,弘扬新四军精神”。
2009年纪念馆开馆时,谢振林重返冲山,想起太湖的芦苇荡,想起牺牲的战友们,老人激动地说:“这就是我们誓死保卫的家园,他们没看到的胜利,我替他们看到了!”
更多热点速报、权威资讯、深度分析尽在北京日报App
景盛配资-股票配资推荐-股票配资免费-配资网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